关闭

当前位置:首页 > 场外配资 » 正文

场外配资纠纷处理的司法进路与突破?——兼评深圳中院的《裁判指引》(上)

  

场外配资纠纷处理的司法进路与突破?——兼评深圳中院的《裁判指引》(上)

  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网址:

  

  请点击大标题下方:

  “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

  关注最新的微信公众号。

  场外配资纠纷处理的司法进路与突破

  ——兼评深圳中院的《裁判指引》(上)

  作者:刘燕北京大

相关公司股票走势

场外配资纠纷处理的司法进路与突破?——兼评深圳中院的《裁判指引》(上)

学金融法研究中心

(原文刊发于《法学》2016年第4期。)

  摘要

  场外配资被视为2015年股灾的导火索,实质是我国股市经久不衰的“借钱炒股”现象,其特殊的交易结构反映了以账户控制为核心的信用担保安排。解决场外配资纠纷的司法逻辑涉及交易合法性、平仓行为有效性以及平仓损失的承担三方面,交织着对杠杆投机的价值判断与法理演绎,长期以来争议不绝。深圳中院的《裁判指引》首次在司法实践层面为该类交易正名“股票融资合同”,并秉持商事交易与金融监管适当分离的思路对平仓损失进行了清晰而合理的分配,致力于引导证券市场参与者形成商业理性与自我负责观念。其中闪现的司法智慧令人赞许,同时“让与担保”的定性也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

场外配资纠纷司法逻辑强制平仓账户控制让与担保

2015年底,当宝能收购万科大战如火如荼地进行,吸引着证券市场各方眼球时,一份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文件——《关于审理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以下简称《裁判指引》)在微信圈悄然浮现,将人们拉回到2015年夏天发生在中国证券市场的那场股灾,直面股灾中争议最大的场外配资留下的后遗症。其实,场外配资就是“借钱炒股”或股票融资交易,它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老问题,但因其中交织着对杠杆或投机的不同价值判断以及对该交易下特殊法律构造的认知,理论与实务上一直存在诸多争议。深圳中院的《裁判指引》首次在司法实践层面为其正名“股票融资合同”,并在纠纷处理上较我国以往的司法实践有较大突破。不仅如此,《裁判指引》对场外配资及杠杆交易的理解和包容立场,也丝毫不逊于在此之后隆重登场的清华国家金融研究院关于2015股灾的长篇报告,[1]且致力于引导证券市场参与者形成商业理性与自我负责观念。但不知何故,这一极具司法智慧的文件并未引起财经或法律媒体的关注。本文拟从我国股票融资交易纠纷处理中司法逻辑演变的大背景出发,对《裁判指引》的创新进行评述并指出其中值得学界关注的问题。

一、场外配资纠纷的背景——我国证券市场中“借钱炒股”模式的演进

在当下语境中,场外配资交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上的场外配资,专指个人或者民间非金融机构(如P2P平台或线下资金提供商)提供资金给股民炒股的行为或交易安排。[2]广义的场外配资则泛指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以下简称两融业务[3])之外的借钱炒股现象,包括通过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P2P平台或线下民间资金来实现借钱炒股目的的各种交易结构。

就实质而言,“场内”或“场外”并非一个物理或空间场域的概念,而是以是否受到金融监管加以区分。受到最严格监管的借钱炒股是证券公司两融业务下的融资业务,不仅有投资标的、杠杆率等严格限制,而且整个交易系统依托于我国证券集中登记结算系统(以下简称中证登公司)而封闭运行,具有鲜明的“场内交易”特色。相反,个人(包含股民)之间或者法人与个人之间的各种民间融资炒股安排几乎未受到任何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4]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中也无任何标志,故属于最典型的“场外配资交易”。介乎二者之间的,是信托公司的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以及2009年之后的伞形信托)、基金子公司或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俗称“大资管”)等,它们受到银监会或证监会对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的监管,但在杠杆率、投资标的范围等方面较两融业务为宽松,因此也可以纳入广义的“场外配资”范畴。

上一篇:商品场外配资冒头 监管机构严阵以待
下一篇:聚焦“监管动态”——场外配资死灰复燃,风险几何?
说点什么吧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

猜你喜欢


二维码